作者简介：吕海萍，博士，浙江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科技大学德语国家研究中心(省级重点智库)成员，兼任浙江省中小企业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技术经济及管理、创新管理、经济地理、区域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研究。主持和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973计划子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会专项课题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20余项。在SSCI、CSSCI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一级出版社出版著作3部，研究成果获国家级、省部级及厅局级采纳和批示10余篇。

化祥雨，浙江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浙江科技大学德语国家研究中心(省级重点智库)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曾就职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下属智库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长期从事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空间经济、产业经济、机器学习等研究。国际前沿机器学习算法设计与应用OPTIMAL团队核心组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员，已在国际权威SCI期刊 《Neurocomputing》 《Applied Intelligence》、SSCI 期 刊《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Computational Economics》和国内一级期刊《经济地理》《地理科学》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在国家一级出版社独著学术专著1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执笔或参与完成浙江省政府研究室、浙江省咨询委、浙江省发改委、地市发改委等课题研究或规划150余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级省部级采纳批示10余篇。《Asi-Pacific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Land》《Transactionsin Energy and Sustainability》《Fuzzy Systems and Data Mining》《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自然资源学报》《地理科学进展》《地球信息科学学报》《华东经济管理》等国际会议、期刊审稿专家。

一、主要内容

本书是省哲社规划课题（23NDJC226YB）、省十四五第二批省级教改项目（JGBA202434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5BJL022）的阶段性成果。以要素流动视角为切入点，构建中国省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多尺度分析框架，从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等学科交叉视角展开研究。全书遵循“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理论到实证、从问题到政策全面剖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多维特征。首先，系统梳理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演进脉络，深入分析要素流动视角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畅通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要素流动引力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模型、耦合协调模型、Kernel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Dagum基尼系数分解、障碍度模型等多种量化方法，围绕劳动力、创新、金融、数据及进出口商品等关键要素，从不同空间尺度考察各类要素参与双循环的时空演化规律及经济效应；进一步测度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分析其动态演进趋势与空间差异来源，识别制约不同区域双循环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最后分别从全国、省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不同尺度提出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对策建议。

二、核心观点

1. 基于要素流动测度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时空演化及经济效应主要发现。（1）省域尺度。外循环水平较高的省域主要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国省域劳动力、金融、创新与数据要素参与国内大循环网络从研究初期仅与周边相邻省份间构成的较稀疏的网络，逐渐扩展至研究末期以东部省域为中心向中西部、东北和西南地区不断增强的密集循环网络空间，四类要素的流动循环量均表现出东高西低的总体布局；中国省域内、外循环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影响，影响作用的绝对值强弱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外循环水平之进口额、劳动力要素循环水平、外循环水平之出口额、金融要素循环水平、创新要素循环水平、数据要素循环水平。（2）京津冀城市群尺度。外循环水平较高城市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向周边辐射，但研究期内高外循环城市数量有所减少，其劳动力、金融、创新与数据四类要素的国内大循环网络由初期稀疏结构逐步演变为密集复杂网络，呈现 “轴辐式”梯度交互圈层，跨域要素流动廊道不断显化；金融、劳动力和数据要素的京津冀城市内小循环网络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并由“单中心—梯度圈层”向“多中心—多节点—梯度圈层”转变。地理加权回归表明，内、外循环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空间异质性，影响力的绝对值强弱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外循环水平的进口额、外循环水平的出口额、劳动力要素循环水平、创新要素循环水平、数据要素循环水平、金融要素循环水平，其中各要素流动的内循环量促进效应总体呈“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特征。（3）长三角城市群尺度。外循环水平较高城市主要集聚经济发达的中东部沿海城市，且高外循环水平的城市数量在逐步减少；其劳动力、金融、创新与数据四类要素的国内大循环网络由初期与周边省份相连的稀疏网络，逐步扩展为覆盖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密集网络；城市群内部四类要素的小循环则由“线”型网络向多中心、多节点的“网”型复杂结构演变。劳动力、金融、创新与数据四类要素循环均能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其中创新、金融要素循环主要产生直接效应，劳动力、数据要素循环主要通过空间溢出促进周边增长。疫情冲击有所削弱部分要素循环的促进强度，但总体结论依然稳健。（4）珠三角城市群尺度。外循环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东南沿海地区；其劳动力、金融、创新与数据四类要素在国内大循环网络中，从早期仅与周边省份构成的“核心-边缘”结构逐渐向外扩展蔓延，但空间分层现象依然明显；四类要素的珠三角城市群内小循环网络由研究初期的广州-佛山间“线”型流动为主的网络雏形结构，逐渐发展为研究末年基本覆盖整个珠三角城市群的“网”型复杂结构；内、外循环对珠三角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影响作用的强弱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外循环水平之出口额、外循环水平之进口额、创新要素循环水平、金融要素循环水平、数据要素循环水平、劳动力要素循环水平。（5）成渝城市群尺度。外循环呈现出“成都—重庆”双核向周边城市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其劳动力、金融、创新与数据四类要素的国内大循环网络均显现出核心—边缘的不均衡布局，网络密度整体上呈现西低东高的特征，成渝城市群内四类要素流动的小循环网络均从研究初期的“单中心-梯度圈层”的低密度网络结构逐渐发展为“多中心-多节点-梯度圈层”复杂型网络化结构，网络密度由高到低分别是金融要素、创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数据要素。成渝城市群内、外循环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影响力从强到弱依次为数据要素循环水平、劳动力要素循环水平、外循环水平之出口额、外循环水平之进口额、金融要素循环水平、创新要素循环水平，并均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分布。

2. 双循环协调发展时空演化及障碍因素主要发现。（1）省域尺度。中国省域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明显上升趋势，由研究初期的失调状态逐步转向研究末期的协调状态，并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核密度估计结果显示省域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绝对差距逐步缩小，内部极化程度有所减弱，协调发展更趋均衡。马尔科夫链结果表明，省域协调发展水平动态转移流动性和活跃性较低，状态转移主要集中于对角线附近，呈现渐进性特征，空间马尔科夫链进一步表明邻近省域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优质协调省域地位趋于固化。省域双循环协调发展空间差异总体收敛，中国西部区域内差异最大，中国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区域间差异是主要来源。障碍度分析发现，客运量、外商直接投资、进口额、出口额和专利授权量是制约省域双循环协调发展的主要共性障碍因素。（2）京津冀城市群尺度。京津冀城市群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显著上升态势，由研究初期以失调为主、空间差异较大，逐步转向以协调为主、差异缩小，并形成“京津核心辐射区高、南部功能拓展区次高、西北生态区低”的空间格局。核密度估计显示，协调水平有所提升，但由单峰向多峰演变，城市间不均衡仍较明显。马尔科夫链表明，协调发展水平流动性较低，等级转移主要发生于相邻类型之间，且邻近城市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京津冀城市群双循环协调发展空间差异总体呈缩小趋势，且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中北京—河北差异最为突出。障碍度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进口额、专利授权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出口额是制约京津冀城市群双循环协调发展的主要共性障碍因素，外循环发展对京津冀城市群双循环协调提升的制约更为突出。（3）长三角城市群尺度。长三角城市群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显著提升态势，基本实现由轻度失调向基本协调转变，并呈现由西向东递增的空间格局。核密度估计显示协调水平持续提升，内部极化差异有所改善。马尔科夫链表明，协调发展水平流动性较低，等级转移主要发生于相邻类型之间，并呈现一定“俱乐部趋同”特征；空间马尔科夫链进一步显示邻近城市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存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长三角城市群双循环协调发展空间差异总体缩小，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中上海—安徽差异最大。障碍度分析表明，专利授权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外商直接投资、进口额和出口额是制约协调发展的主要共性障碍因素。（4）珠三角城市群尺度。珠三角城市群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实现由轻度失调向协调状态转变，呈现“深圳引领、广州辐射”的“东高西低”空间格局。核密度估计呈现曲线右移趋势且一直单峰，协调水平持续提升，整体发展相对均衡；马尔科夫链显示，协调发展水平流动性较低，并呈现“俱乐部趋同”特征；空间马尔科夫链进一步表明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存在一定“马太效应”。珠三角城市群双循环协调发展空间差异总体呈扩大趋势，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中深莞惠—珠中江区域间差异最大。障碍度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进口额、出口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专利授权量是制约珠三角城市群双循环协调发展的主要共性障碍因素。（5）成渝城市群尺度。成渝城市群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仍处于失调状态，呈现以成都-重庆双城为龙头的近“C”字型空间格局，较高水平城市主要沿岷江、长江分布。核密度估计表明协调水平在逐步提升，两极分化有所减弱；马尔科夫链显示，协调发展水平跃迁不活跃，等级跃迁主要发生于相邻类型之间，空间马尔科夫链进一步表明邻近城市对本地动态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并存在一定“马太效应”。成渝城市群双循环协调发展空间差异总体呈缩小趋势，且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障碍度分析发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就业人数、进出口额和固定资产投资等是制约成渝城市群双循环协调发展的主要共性障碍因素。

3. 构建了多尺度协同、差异化施策的战略路径。锚定畅通双循环的战略目标，针对不同区域在双循环发展中的发展基础、要素禀赋、功能定位与现实梗阻，提出从顶层制度设计到区域精准施策的差异化政策路径：国家层面完善要素流动顶层设计，提升国内外双循环协同水平；省域层面破解跨区域要素流动梗阻，畅通要素循环网络；京津冀城市群层面强化首都要素辐射，贯通南北流动主轴；长三角城市群层面打造世界级要素枢纽集群，建设资源配置高地；珠三角城市群层面深化粤港澳要素协同，打造国际资源配置桥头堡；成渝城市群层面破解“西部塌陷”，提升双循环战略腹地能级。

三、方法创新

1. 理论框架创新。区别于现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主要聚焦宏观战略、制度设计与政策路径，本书独辟蹊径，以要素空间流动这一影响经济循环效率和发展动能转换的重要微观基础为切入点，构建“要素空间流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区域经济增长”的系统分析框架，将要素流动机制置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维度下进行考察，分析了多尺度下不同要素流动循环时空演化方向、大小和分异特征，探讨了不同要素流动循环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衔接研究的不足，兼具理论创新性与实践指导价值。

2. 研究视域创新。突破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国家或省域尺度的分析范式，本书构建了“国家—省域—城市群”多尺度融合研究视域，实现了从全国到省域宏观尺度再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微观尺度的层层递进分析，识别了不同空间尺度下各类要素的流动特征、循环结构及区域差异，揭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其协调发展水平的多尺度空间形成机制和时空演化规律，为理解双循环战略在不同层级的差异化表现及深层逻辑提供了新思路。

3. 实践路径创新。立足“国家—省域—城市群”三级研究体系，本书不仅关注要素流动循环规模和效率的研究，更注重不同空间尺度间要素循环的纵向衔接与政策协同。针对国家、省域及不同城市群在发展基础、要素禀赋、空间网络和功能定位上的差异，识别制约双循环畅通运行的关键梗阻及区域异质性，提出因地制宜实践路径，形成“顶层统筹—跨域协同—区域精准施策”相衔接的政策体系，为高水平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决策参考。

四、学术价值

本书创新性地以要素空间流动为切入点，构建涵盖“国家—省域—城市群”的多尺度研究框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多维度系统考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演进规律、空间特征、障碍因素及实现路径，为探索更高效、更畅通的经济循环规律和路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实证支撑，也为精准诊断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要素流动壁垒，为“五统一、一开放”等当前纵深推进的改革举措提供了学理依据和精准靶向。部分研究成果已发表于CSSCI、SSCI期刊，部分成果进一步形成研究报告，并获民建中央、中央网信办等部门采纳，体现了较好的学术影响力和政策转化价值。

五、社会效益

本书可为各级政府部门决策、相关领域学术研究以及社会各界认识中国经济循环与区域发展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